宫廷玉石盆景(清代宫廷玉器图谱)

我国玉器生产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从出土资料证实，我国古代玉器自原始社会至清代，经历了长达六七千年的诞生、成长和发展的过程。它伴随石器产生，却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分离于石工具之外。但它作为工具，不过徒具形骸，其后就逐渐曼衍为装饰和信仰的器物。当石器时代结束，进入金石并用或青铜时代甚至铁器时代，石器逐渐消亡，但是，玉器不仅没有泯灭或减少，反而大大发展了。随着时代的前进，阶级社会的形成，玉器存在的实用价值，已不再是作为工具或武器，而是作为某种观念的表征，即道德的、政治的特殊概念的形象体现，以及作为反映人们美感的贵重饰物而存在，并延续数千年之久。

在阶级社会中，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玉器，设有专业作坊大量制作。我国古代王室或官办玉作的历史，可能始于夏、商，至迟从周代起。历代统治者不只设立玉器作坊生产大量的各类玉器，同时，他们也是玉器的最大占有者。

清代玉器生产是我国古代玉器史上空前繁荣的阶段。清代宫廷玉器既继承了历代王家官办玉作产品的传统，又有着不同于前代玉器的特点，如服务对象的转变、玉材数量的增长、玉器产地的开拓、碾玉技术的进步等等。如今研究这些特点对于承继清玉的艺术造诣，发展碾玉技巧，创造崭新的玉器风格是大有裨益的。

清代宫廷玉器工艺发展的四个时期

流传至今的清代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繁，是非常惊人的。仅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清玉就有数万件，这是研究清玉的物质条件。再就是清宫养心殿造办处等档案材料，也基本完好地保存下来，这是研究清玉的主要文字根据。

1644年，清军入主中原，初期采取了落后的跑马圈地和民族歧视政策，破坏了生产，造成社会混乱。但是不久由于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促进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逐渐形成了所谓“康乾盛世”。玉器生产在明代琢玉工艺的基础上也逐步得到发展。当时制作玉器，除了为汉族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服务之外，最主要的是供满族皇室、王公贵戚、八旗上层人物以及各少数民族的政教领袖和贵族、台吉等的需要。清代玉器生产空前繁荣的物质条件是由于乾隆二十至二十四年西北额鲁特蒙古、新疆回部问题的解决，打通了和阗玉石进入中原的通道。在民间，尽管严格查禁，可是制止不了玉石走私，在北京、苏州、上海、广州等市场上，每年有大量玉石出售。年例春秋两季贡玉，更有大批玉材按时运入清宫，用来制作内廷需要的玉器。清代玉器手工艺的中心是苏州专诸巷，这里集中了许多能工巧匠，他们继承了前明的琢玉技巧，并实行专业分工、协作配合，技术精益求精，创制了难以计数的优秀作品。

清宫养心殿造办处玉作、如意馆都实行严密而有效的管理制度。这两处内廷作坊既得到雍正和乾隆皇帝的支持，又有充足的优质玉材和技艺精湛的工匠，因而在发展制玉生产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清代宫廷玉器工艺的历史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顺治、康熙、雍正至乾隆二十四年（1644－1759年），共计115年。玉雕业发展缓慢，琢玉技艺在继承前明制玉技术的基础上，逐步转变并酝酿产生新的风格特点。第二期：乾隆二十五年至嘉庆十七年（1760－1812年），共52年。制玉业空前繁荣，技艺成熟，琢碾了若干大件玉器，成为清代玉器史上的丰碑。第三期：嘉庆十八年至咸丰十一年（1813－1861年），共48年。玉器制造业开始萧条，玉器件头变小，数量减少，技术水平逐渐下降。第四期：同治至宣统（1862－1911年），共49年。玉材来源断绝，宫内玉器生产几乎陷于停顿，碾琢技术低劣。至于民间玉作和玉手饰业则有所抬头，生产上出现了有限的好转。

清代宫廷玉器的繁荣昌盛，是乾隆二十五年至嘉庆十七年（1760－1812年），共五十二年。这半个世纪中，清代玉器生产为什么出现空前繁荣昌盛的光辉局面呢？

从历史上看，清军入关已一百余年，经历了康、乾盛世，人口滋长，经济发展，城市繁华，社会安定，玉器生产蓬勃发展的社会条件是完全具备了。其次，造办处玉作、如意馆以及北京城、苏州专诸巷名工荟萃，造诣高超，发展玉器生产的技术条件也完全具备了。

但是，这两个条件并非于乾隆二十五年刚刚具备，而是早在几十年以前已大体具备了。可是清代琢玉又延续了很长时间仍不能迅速地发展起来，问题的关键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玉材的来源没有解决。因为盛产玉材的和阗、叶尔芜等地被搞分裂的准噶尔部的反动首领所占据，只能通过走私的办法每年进入少量玉石。所以，北京、苏州等地玉材匮乏，价格昂贵，这不仅大大妨碍了琢玉业的正常发展，也推迟了生产蓬勃发展局面的早日到来。

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五年，清军在新疆人民的支援下消灭了分裂祖国统一大业的军事叛乱，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从此，更加密切了新疆、蒙古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与内地汉、满各族人民的联系。玉材运输的渠道打通了，玉石源源不断地运入内地和宫廷。由于具备了物质条件，加之社会安定、技术力量优越，这才开辟了玉器行业空前发展的光辉前景。

在封建社会，人民、土地和资源全部属皇帝所有。各地方官吏也必须向皇帝纳贡，进奉地方土产，以表示效忠于天子，履行臣民的义务。新疆和阗、叶尔羌生产玉石，有河玉、山玉两种。河玉，亦称子玉，每年秋季河水干涸，维吾尔族人民下水采集。山玉，待雪融后进山开采，采玉人有时多达三千余人。新疆大臣每年将采捞的玉子、开采的山玉充贡，于十月出发，明年三四月到京。弘历在《咏和阗玉椀诗》中有“和阗捞玉春秋贡”，《和阗采玉图诗》中注释说“和阗采玉充贡，岁有常例”。

清宫年常收进的大批玉料，如何处置？大部分用来制做各种玉器，一部分摊派倾销，折变银两。贡玉的验收方法是：经军机处、奏事处再送到造办处，首先验核数量斤两，然后按质分级确定用途。玉料共分五等，即头等至五等，挑选一部分立即画样呈览制作，剩下的次玉交广储司银库收贮，留待以后使用。内廷选用的玉材暂存于启祥宫或圆明园如意馆。至乾隆五十四年，仅启祥宫历年陆续收贮头等至四等玉子以及山料玉大小共一万一千五百七十块，计重二万四千一百三十二斤十二两，选剩的山料玉交造办处钱粮库收贮。

新疆玉料的质量很不一致，山玉干燥，最大的有九千余斤，河玉温润，最小的重四钱；色泽分为青玉、自玉、葱白玉、青白玉、碧玉、搀色玉、墨玉、黄玉等，从不见红玉。

玉材的采集和使用均由皇家垄断，禁止民间私采。然而玉材的私采偷运是禁不胜禁的，捉住了杀一儆百，但蒙混过关的甚多。一旦玉材流入市面，皇帝也就无可奈何了。实际上，禁采禁运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尤其乾隆时期大臣要员向皇帝进贡各种玉器、古玩、衣料和舶来品等，这些玉器从何而来？很明显大都是从北京、天津、苏州、扬州、江宁等玉肆购买的，如果认真严禁，哪还有民间玉肆，更不能形成专诸巷这样玉匠集中的地方了。

清代宫廷玉器的繁荣昌盛时期，新疆贡玉运进内廷之后，经检验定级画样，一部分留如意馆或玉作加工琢磨，一部分发两淮、苏州、杭州、江宁、淮关、长芦、九江、凤阳等八处加工成器。这与乾隆初年仅发苏州织造一处的情况不同，说明当时玉材渐多，随之琢玉的数量也大为增加。这八处玉器产地是以苏州、两淮为主，杭州、长芦、淮关、江宁次之，发九江、凤阳的玉料数量和所碾玉器品种俱少，仅限于宴盘、宴碗等。这两所税关务，接到发来的玉材和琢玉任务后，往往“当即专差前赴苏州雇觅玉匠来关，亲自督催，照依发来式样敬谨赶造。”说明本地并无玉工，也无正规的玉作。所以严格地说这一时期制玉地点只有造办处玉作、如意馆玉作以及苏州、两淮、杭州、长芦、淮安、江宁等八处，其中经济与技术力量较强的有如意馆、苏州、两淮三处。当然，北京城内的制玉业也不可忽视。

清宫造办处、如意馆和织造、盐政、钞关的玉作，为什么能够达到如此高度的技艺呢？重要的条件是数千年的制玉经验世代相传，至清代有可能集其大成，而且推陈出新，才能涌现出像邹景德这样技艺精绝、擅长设计大型玉雕的杰出匠师。同时，也与皇家直接控制和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大力促进玉雕技艺的提高有联系。如弘历的提倡和指导以及造办处画家张邦彦、余省、方琮、姚文翰、金廷标等都参与了某些重要玉器的具体设计。这些都是当时雕玉技艺不断提高的有利条件。